我大學主修物理，但表現得並不像物理生。上課缺席，實驗課才稍稍露面，作業交給別人做，或者借別人的抄。沒見過教授們，唯有考試時才知道他是我的主科教授。那時社交活動較多，我也好交朋友，流連娛樂場所，拿酒杯多過拿筆記，通宵達旦，日夜顛倒，精神萎靡。有一次照鏡，發現消瘦了一圈，才開始戒起酒來，慢慢回復正常生活，也重新與學業接軌，這已是大學最後一年的事。
大部分大學生在最後一年課程需要完成一份期末報告(Finally Year Project)，在物理學系裡，每位學生要跟隨一位教授，作為他研究題目的助手，在一年內作大量實驗，把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推導，最後集成報告。進展良好的可以參與教授的部分論文內容，論文推出時便會在學術界留下自己的名字。這種師徒制度在物理學術界沿用良久，當然學生在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研究項目時，教授亦在篩選自己的學生。
我對寫論文沒什麼特別看法，但也想做一些有趣課題，墨守成規不是我的本分，所以轉選些有難度、富前瞻性、具改革性的題目，於是申請了一個電磁學研究，一個生物科技探測技術，最後後者選上了我。收到消息時我人在西班牙，那位教授也發來了電郵問候，我根據他下款的姓氏知道，這位我將要跟隨一年的教授，是一位法國人，瑞典某科技公司顧問，暫到香港作一年客藉教授。
我回到香港時學校已開課一星期，略作休息，與他見面時已是第二個星期。
「教授你好，我是你未來一年的助手，希望我可以在探測技術這課題上幫助到你。」我逮到一個機會，上前與他相見，並作自我介紹。只見他一頭金色短髮，有一對藍眼睛，中等身材，年紀約三十四、五歲，典型法國人外貌。打扮斯文，舉止端莊，很有專業人士、知識份子的感覺。
「你好！」他伸出右手，我們輕輕握了一下，「兩個星期了才見我，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剛從歐洲回來不久，所以上課也遲了。」我姍姍地道。
「到哪裡去了？我也半個多月前從瑞典過來。時差很累吧？」
「主要是伊比利亞半島。我可沒到過瑞典。我現在還是渾渾噩噩的，不太習慣。」我笑了笑。
「會西班牙語嗎？有沒有到法國走走？」
「我只會一點兒。時間不足，所以沒法去。」
「這個星期就好好休息吧，下星期什麼時間方便，請到我辦公室一趟，我們討論一下未來一年的工作，有時間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法國有什麼好去的地方。」
「也可以向你學習法語嗎？」
「當然，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也奉陪，但中文就不要問我了。」他微微一笑。
見面之後，我們見面便多了很多，一開始時就讓我閱讀大量論文、參考書，內容艱深，所以常常到他辦公室請教。基本功大致穩固後，他又約了一群實驗室技術員及另外幾個教授，讓我去向他們學習實驗室裡的安全知識、操作技巧、機械設備的基本原理。於是在家學習，在圖書館借參考書，去練習實驗設施，定期到他辦公室報告進度及詢問書本上的問題，如此反覆，接近半年。
有一次說到一個概念「傅里葉變換」, 我表示我並不認識，他立即大發雷霆，並揚言如果我不立即學會，他會把我的期末報告成績評到極差。這把我嚇壞了，於是連夜學習，數日後向他報告：「傅里葉變換是一個把時域轉換成頻率域的工具。」
他的嚴厲，讓本來基本功並不好的我，工作起來便如坐針墊。
有一次在研究實驗中，我在實驗室得出一組實驗數據，數據顯示實驗樣本中出現了雜質，教授便質問我當中原因。但我依照程序進行實驗，理論上不可能出現雜質，我便堅稱不是自己出錯，質疑數據出錯。這次是我們在研究上爭執最大的一次，原本溫文的他竟面紅耳赤，甚至站了起來具攻擊性，結果不歡而散。後來調查記錄，才知道有其他實驗室人員污染了我的實驗器材，而導致了實驗結果出錯。後來與他再次討論這件事，他淡淡地說：「數字會說話，我只是按照你提供的資料去分析而已，沒有任何個人情感成份。我那時生氣，是因為你質疑真實。」
研究討論時嚴肅謹慎，但我們日常見面，卻是輕鬆。這開始工作前半年使我有點無所適從，後來慣了，看他喜怒無常的樣子，竟成了一種樂趣。
當然私下閒聊，大多話題也是新聞上的科學消息。2019年時，適逢愛因斯坦相對論100周年紀念，天文學界發佈了世界上第一張黑洞照片，全球直播，引起學界哄動。這自然成為了我們的話題，但我卻不了解那張照片的價值。
他說：「其實稱不上照片，只是由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儀器所接收的訊號，科學家經過不斷收集數據，然後分析並做出圖樣，就是現在的所謂照片。這情況就像我們做的研究一樣，過程是很煩悶的，重複又重複的操作，得到一堆數據，然後不斷校對、調整，從中分析，然後驗證。」
「這照片跟相對論有什麼關係嗎？」我好奇地問。
「廣義相對論預言黑洞的存在，根據理論推算，物質被吸入黑洞時呈螺旋形；另外，視界應呈完美圓形，現在你看看這張黑洞照片，」他指了指電腦上的黑洞照片，照片上顯示光環是旋轉狀，而視界面確實是一個完美圓形，「照片上的特性明顯符合廣義相對論的預測，直接證明了愛因斯坦是正確。」
也有一次新聞報道中國基因工程人為產出一個可抗愛滋病的試管嬰兒，引起學界討論
。
他直言了當：「科學上是一大突破，但道德上卻是問題，人可否行上帝之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你有宗教信仰嗎？」我好奇地問。
「沒有，物理學人是唯物論者，神論與物理學互相抵觸。」
「也有很多物理學家有信仰的。」我反駁，雖然我也沒有宗教信仰。
「科學總是趨向真理，但通往真理的過程是累積的，這要數以千百年計，我們這刻未解釋到創世之謎，是我們科學家能力未夠，但不構成訴諸無知的理由。相信未來世界，一定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世界，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為了未來這一步而努力的。」
「但你贊成中國人私自操控基因組嗎？」
「我不贊成，但承認這項成就。其實過去很多科學突破，很多都是來自不道德的，尤其醫學，但現在的我們，卻享受著這成果，哪麼我們是道德還是不道德？」
研究工作過了大半年，我已熟悉所有實驗，交談便變得更為輕鬆，也許相處長了，漸漸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於是更無所不談。
有一次我們談及法國名勝，正當我看完他推薦的文學作品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不久，巴黎聖母院便發生了火災，燒燬了建築上層。
「你覺得要整修嗎？還是移除作其他用途。」難得一個巴黎人在我眼前，自然要問他看法。
「一定會重建，法國人必定如此要求。」他很堅定地回答。
「據我看法國的財政狀況，未必有重建撥款。若按私人籌集資金，我怕一百年過去仍未復原。」
「這該死的建築承辦商！」他恨恨地道，「但八百多年歷史，它幾乎見證所有國家大事，單就歷史價值而言，我們就有保存它的必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移除它的大好借口，每年的保養維修費用是很昂貴的，這筆費用應作減刪。而且移除後可以在巴黎中心建商業大廈，下層作商場，供遊客購物消費，上層作商業用途，那裡的租金，
一定可以賺一大筆錢。退而求其次，移除後建成博物館，向遊客收錢，也是好的。」
「多市儈！」他笑了起來。
不久新聞報道，聖母院果然重建起來，如他所說。
後來研究去到尾聲，我忙於書寫期末報告，見面少了。偶爾傾談間，我也略略流露出對期末報告沒有多大信心，不在於實驗結果上，而在於我不會寫論文報告。他淡然地說：「儘管寫，放膽些，寫完給我看一遍。」於是用了兩星期寫好一份約萬字初稿交了給他，數天後他發回並要我改正。打開一看才發現他在論文上用紅筆為我每字每句作改正，一些英語上的錯字、文法問題，他都一一細改，而且又為我分行間隔，加入副標題及注解，另內容更具可觀性。而且論文上一些主觀字眼如「我認為」、「我覺得」、「我猜」、「我想」等全被修改，他在空白位置用紅筆寫道：「物理學要實事求是，保持客觀，不能帶有主觀思維，要表達事實，不可提出未證實的猜想。切記：不可一廂情願。」
我依著紅筆處改正後，悻悻地呈交上物理學部門審批。正當我怕教授嚴厲而沒有好成績之際，最後收到的分數竟然極佳(B+)。後來知道，原來教授給了我一個優(A)的成績，但學系部門認為除該論文對學界有影響外，盡量不予太高分數，多方叼難後，妥協給出極佳等級。我與他說到這分數時他頗為感歎：「當初認識你的時候覺得你成績應該很差，沒想到一年不到進步竟如此之大，尤其你在論文中可以引申出應用層面，令論文水平立即提升，我十分欣賞。」他欣慰地搭了搭我肩膀，「無論如何，恭喜你，你畢業了！」
我學習物理超過7年了，如此近距離接觸物理學家是第一次，我才深刻了解到物理學家的思維。我讀物理，是因為喜歡科學思維，實事求是。當中務實，又富冒險精神。只要沒有證據，無論看似多有說服力的觀點都是不值一提，這是一種嚴謹：問得深入，問得仔細。從嚴謹之中，在一些已知事實上推論伸延，思緒環環相扣，結果得一知百，這就是推論拓展。在事實之上加以假設，一片天馬行空的想像，創作怪異的論點，這就是創意。正正是這一種探索思維，很容易驅使一個人有求真的慾望，而且不止於想，而是實在地執行，所以科學思維的人很現實，但又很超世。很多人都會把「想」和「做」兩個概念混淆，「想」只是一個概念，「做」才是真正實踐，把想法付諸實行，由想到做，由無到有，所以才有具體表現，空談不做，一切虛無。即使概念多好，只要沒有實現，就沒有任何意義。
我如今想來，科學的學習裡，科學理論得著不多，但其中這套科學思維，我卻非常重視，並全力把它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當中，成為了我現在主要的思維模式之一，就功勞要歸於這位教授。
「課程結束了，你有什麼打算嗎？」他問。
「我想抽時間到法國走走，你有時間教我法語嗎？」
「可以，我短期內仍在學校，平日隨時來找我。」
「之後到哪裡去？」
「我在香港結束一年教學了，要回到瑞典工作，我一直是那裡的顧問。」
「會回來嗎？」
「很難說，應該不會了。」
「你覺得香港如何？」
「我到過德國、瑞典、中國、台灣任教，唯獨香港感覺太差，太多人了，生活很壓迫。」他搔了搔頭，「而且沒有禮貌。我每天搭地鐵的時候，車內每一站都提醒乘客先讓車內人士下車再上車，我猜大家都聽到吧？但每次都是無視要求，人人擠著上車。」
我無言以對。
於是完成課程後，大家都開始放暑假時，我照樣回校學習。一開始是學習法語，後來我發現他課後基本上無事可做，便把時間拉長，上午學法語，下午學物理。他對電磁學深有研究，於是便由他一對一教授電磁學，把馬克示威方程組學了一遍，如此過了一個多月，直到他合約期滿。我曾經問他我會不會打擾他，他笑著說不會：「忙了一點，但很有趣，難得你願意學，我便願意教，反正我無事可做。」
「你平時生活不會很忙嗎？」我試探著問。
「我這一年在香港生活很簡單，平日工作，工作後便由學校走多幾個地鐵站當作散步，回家便煮晚餐，聽聽音樂後睡覺。假日更簡單，上午到凌霄閣行山，下午在酒吧喝一杯。」
「難怪你不怪我讓你更忙了。」我笑著說。
「我喜歡忙的感覺，總比無所事事好。」
到了他在學校工作的最後一天，我親自送行。他辦公室本來沒太多雜物，經他收拾後，除了電腦與一張辦公桌原封不動外，其他已空空如也，我忽然對這工作一年的房間有一種莫名陌生的感覺。陪他辦妥離職手續後，便一同離開學校。如他一貫的路線，我便陪他走過幾個地鐵站。我還記得那時天色陰沉，有輕微飄雨，我們在微雨中散步，如常交談，彷彿明天仍會見面一樣，但其實彼此知道今後應該後會無期了。
「雨大嗎？」他問。
「不算大，我還可以。」
「你今後有什麼打算嗎？」
「我還不知道。」
「要再讀書讀下去就找我吧！我可以介紹你到瑞典學習，我認識一些教授專修物理，你會學到很多東西的。」
「是嗎？」
「這是一封推薦信，」他從背包翻了一封信出來，遞了給我，「或許你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想讀書會用上它的。」
「謝謝。」我感激地收下了。
最後走到地鐵站處，我們便作分別。
「再見了。」他伸出右手，正如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握手一般，但這次我們緊緊地握了一下。於是他轉身離開，走下了月台。
聽人說過有一句：人生是一列開往墳墓的列車，路途上有很多站，很難有人可以由始至終地陪你走完。當陪你的人要下車時，即使不捨，也要心存感激，然後揮手道別。
我至今也很慶幸自己有向他好好道別。
如今的我，除了思維外，工作上好像與科學無半點關係了，他那一封推薦信也沒有用上。對我而言，科學是很偉大的工作，物理是我的愛好，我大學學習物理，本來就是為了更靠近物理學。在3年間荒廢學業，最後一年補回，讓我重提興趣，是他的功勞；但使我背離物理，原因也是在他。我在一年研究中發現，所謂物理研究，其實大多不在研究理論，探索真理，更多的只是在研究實踐，甚至糾結於如何開發儀器觀察，科學家為了如何觀察這一話題大花心思，甚至超過了研究真相本身，硬生生把物理學扭曲成觀察科學；而且有新理論提出，科學家第一時間問的是有什麼作用，有用蜂擁而上，無用則拋諸腦後。
這是我非常失望的地方。
想起那位教授盡力培訓一個年輕人，最後功敗垂成，我很難想像他失望的表情，所以自分別後我們便沒再聯絡，我怕他問起我的近況，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幸而在工作時稍微怠慢，便想起他那嚴肅的態度，我便再次正經起來，也可以算是對他一種安慰。
2020-08-31
